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对于家人要求非常严格。

1952年，邓小平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时，他对卓琳提出两个要求：

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

对于孩子，邓小平同样要求严格。邓小平说：

“邓家的孩子要谨慎，名不要出的太大，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守法，不要脱离国家法律范围，真要到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帮你们。”

所以，邓家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很低调。

同时，由于父母在家里也非常低调，邓家的孩子们有段时间甚至不知道父母的地位。这一点，邓朴方感触颇深。

1944年4月，邓小平与卓琳的长子邓朴方在太行山左权县出生。

由于战事紧张，邓朴方刚出生，母亲卓琳就跟随一二九师家属队转战去了，年幼的邓朴方被寄养在村里一个贫农的家里。

在养母的怀里，邓朴方躲过了日寇疯狂的春季大扫荡。但很快，他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蝗灾”。

邓小平年轻时期

那个年代，作为贫农的养母本就奶水稀薄，养母只好经常用野菜汤喂养邓朴方，汤里面难得见到杂面糊糊，盐就更难得了。

好在邓朴方身体素质比较好，即便吃的是野菜糊糊，他也长得比较好。

但是，“蝗灾”一来，大人们都饿得吃不上饭，更不要说邓朴方这样的婴孩了。

当灭蝗问题陷入困境时，邓小平亲临灭蝗战场，率领各级“除蝗指挥部”开展打蝗灭蝗运动。

但是，八路军与百姓们不分昼夜奋战数月后，蝗灾依旧没有缓解。

生死存亡时刻，中共太行《新华日报》上的一条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那条消息的标题是：《蝗虫可以吃，养料还很多》

但是，大家之前都没有吃过蝗虫，对于这条消息将信将疑，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意吃蝗虫。

关键时刻，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带头吃蝗虫。他们一边吃，还一边向灾民宣传：打蝗吃蝗——共度饥荒！

邓小平夫妇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吃蝗虫，人们还创造出了很多吃蝗虫的方法。

就这样，刘邓领导太行人民吃蝗灭蝗成为一个奇迹，蝗灾中，24万太行人无一饿殍，年幼的邓朴方也安全度过这次灾难。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思儿心切的卓琳，迫切想要将刚刚一岁的儿子邓朴方带回身边。

于是，卓琳走进左权县的深山里寻找儿子。对于养母这一年来的照顾，卓琳非常感激。

邓朴方当时还小，对于这段经历没什么印象，但他并没有忘记养母的恩情。几十年后，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还亲自回来看望养母。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干部进京工作，其中就包括邓小平。

于是，这一年邓朴方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为了让这些干部们安心工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949年迁入北京，由“荣臻子弟小学”与“延安保小”合并的八一小学，特别新增了几个班级，接收这些刚刚来到北京的干部子女插班入学。

邓小平与儿子

8岁的邓朴方就是在这个时候入读八一小学的。当时，邓朴方上小学三年级，在学校里过的是半军事化的寄宿制集体生活，只有周六放假才能回家。

只是，邓朴方进入新学校的第一天，就挨了老师的批评。

周六回家后，邓朴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

卓琳听后问道：“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呀？”

邓朴方回答：“我上课的时候坐的不直，老师就问我，是不是在家里沙发坐多了。”

卓琳继续问道：“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呀？”

邓朴方憨憨的说道：“我跟老师说‘不是，是我太胖了！’结果全班同学都笑了。”

听了这个答案，卓琳与邓小平也觉得好笑。卓琳知道儿子诚实敦厚，便忍着笑意告诉儿子：

“在学校就应该听老师的话，上课的时候身体要坐直，把胸脯挺起来。”

邓朴方乖乖点头，表示记住了。

天性使然，男孩子们非常崇拜、也喜欢模仿英雄。

于是，在八一小学里，有一些男孩子聚集在班里或者宿舍里，比谁的爸爸“官大”，谁的爸爸“英雄”。

争论中，这些小男孩们互不相让，拍着自己的小胸脯，这个说自己的爸爸是某某旅长，那个说自己的爸爸是师长，还有人说自己的爸爸是团长。

有人不服气的说：“师长比团长大，我爸爸官最大，你爸爸得听我爸爸的。”

就在男孩子们一个个兴奋的小脸通红，在床上跳来跳去时，一个同学看到一旁的邓朴方，瞪着黑亮亮的眼睛一声不吭。

于是，那个小男孩的善意的跑到邓朴方身边问他：“哎，胖子，别愣着，你怎么不说说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邓朴方一时语塞，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做什么的。平时在家里，父母根本不说这些，所以邓朴方也没有想过这回事。

此时的邓朴方，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也很伟大，心里非常羡慕那几位同学有当师长、团长的爸爸。

邓朴方想：“他们有这样的爸爸多了不起，多神气啊！”

邓小平

关于父亲邓小平的身份，邓朴方还是在五年级的时候，从别人嘴里得知的。有人说，他的爸爸是财政部长。（邓小平兼任过财政部长。）

后来，学校与学生父母知道这些男孩子在学校比爸爸后，分头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同时向孩子们灌输人人平等、大公无私的思想。并教育他们英雄的儿子更应该好好学习本领，严格要求自己，长大以后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做贡献，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

憨厚诚实的邓朴方，还非常具有正义感。

一次，班里的一个大个子拿走了另一名小同学的东西不还。邓朴方与同学们纷纷为那名小同学感到不平。

但是，没有同学敢去当面批评那个大个子。此时，一直保持低调的邓朴方站了出来。

邓朴方将受过委屈的同学全部召集到一起，一同去找那个大个子，要他把东西当着大家的面，还给人家，并承认错误，还要保证以后改正错误。

邓朴方

看到邓朴方等人人多势众，大个子马上承认错误，并将东西物归原主。经此一事，班里的同学更加团结了。

还有一次，邓朴方正在和好朋友踢足球踢得来劲，好友不慎扭伤脚。邓朴方看到后，马上停止玩耍，奔向好友，弯腰将他背在背上，着急的跑向学校的卫生所。

邓朴方本身比较胖，还要背上同学跑，等他们跑到卫生所，邓朴方早已累的汗流浃背，喘不上气，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只能着急的用手比划着。

喘了好一会儿，邓朴方才上气不接下气的对医生说：“他脚肿了，我的汗都流到嘴里了，挺咸的。”

1956年，邓朴方考上北京市重点中学十三中学，开始了每日走读的中学生活。

也是在这个时候，邓朴方有了一辆半旧的男式自行车，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年时间。六年间，邓朴方依旧保持低调。

当时的邓朴方，理着小平头、穿着打补丁衣服的邓朴方，在学校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同学们都喜欢叫他“胖子”。

邓朴方

初二的时候，邓朴方开慧，一跃成为全校成绩优秀学业一流的好学生，理科成绩尤其突出，还曾代表学校参加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

在老师的印象中，邓朴方很是敦厚，生活朴素，在一般的是非问题上，非常正直公道，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那个时候，邓朴方的脑海里还没有零花钱的概念，所以他身上从来不带钱，除了交学杂费等。

一次，要在西城区教育口开个会议，出席的同学都坐车去，邓朴方却积极动员几个同学，跟他一起步行去，他说“反正又不远，我们走着去吧！”

还有一次，邓朴方的自行车坏了，回不了家，便跑到办公室，想问老师借五分钱，坐公共汽车回家。

老师问明缘由后，当即答应。但是，一摸口袋，老师才发现，自己那天身上没带钱。只好对邓朴方说：“胖子，我没带钱，你还是走回家吧！”

邓朴方说：“好吧，那我就走回去吧！”

于是，邓朴方真的步行回家，问家里要了钱，第二天到学校才将车子修好。

邓小平

这段时期，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但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和一些老师都不知道这件事。

还是邓朴方填写入团申请书时，团委组织与一些老师才知道他的父亲是邓小平。

后来，学校里的团活动想请邓小平题词，团委书记就对另一名团委委员说：“你去找邓朴方啊，他父亲是总书记！”

这名学生听后诧异不已。因为，他和邓朴方当了五六年同学了，竟然不知道他是邓小平的儿子。

除了教育孩子们要低调，邓小平还教育他们要有出息，要有作为，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小出息。

他常常对孩子们说：

“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要靠自己在实践中去锻炼，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最起码，也要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不能啃老。”

得益于这样的教育，后来不幸落下终生残疾的邓朴方，依旧保持乐观的心态，自强不息的精神，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有益别人的事情。

邓朴方

1979年的一天，照顾邓朴方的护理员突然发现，邓朴方的后背隆起一个大包。

邓朴方动了动身体，没有任何反应。随后，邓朴方被送进医院进一步检查。

检查结果发现，邓朴方的腰椎骨再一次骨折。医生告诉邓朴方，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因为一旦骨头刺破颈椎两旁的动脉，就会导致内出血。

当时，国内的医生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对于邓朴方的病情无能为力。

次年，在朋友以及国际友人的帮助下，邓朴方出国治疗。

经过艰难的治疗，身体里多了很多钢钉的邓朴方，终于可以坐起来了。

同时，邓朴方也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在国内也建立一个这样的康复中心，中国的高位截瘫患者，就能像他一样得到治疗。

说做就做，邓朴方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中国的康复研究中心。

当邓朴方将他与好友共同商议筹备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方案与计划书交给有关部门后，时任民政部张崔乃夫大为赞同，并马上致电邓朴方：“国家会给你们大力支持！”

邓朴方视察中国盲文图书馆

1983年开始，邓朴方与好友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期间，一位残疾人的人话，让邓朴方深受刺激。

那位残疾人对邓朴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快啊！康复中心不要等我进了棺材才建好。”

这句话，犹如鞭子一样抽打着邓朴方。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将康复中心建好。

于是，他们用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将康复中心完全建成。当第一批医疗队伍到来时，大家兴奋不已。

起初，邓朴方只想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但是随着对中国残疾人情况的深入了解，邓朴方决定将参加人的福利工作，当成一项长期工程，推向全国各地。

这期间，随着工作越做越深，邓朴方感到越来越难，但他一直坚持着，拖着残疾的身体，保持高强度的工作。

仅仅是克服身体上的痛苦，对邓朴方来说就是一大挑战，但他无怨无悔。

他决定克服重重困难，成立残联，大规模的为中国的残疾人谋福利，大规模的开展一些康复计划，教育计划以及劳动计划、就业计划、文化宣传计划等。

邓朴方

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4年后，该组织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成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成为第一任主席。

多年间，为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邓朴方付出很多。他坐着轮椅深入多个城市、乡村，调查参加人的生活、工作情况，研究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前景。

看到残疾人不能就业、不能上学、没有钱摆脱贫困，甚至是遭到歧视、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邓朴方都会感到非常痛苦。他说：

“残疾人事业是让人流泪的事业，做不成事情会流泪，做成事情也会流泪。每一件事情都激励着我继续向前！”

考察期间，邓朴方听到有残疾人反映说：

“因为有一些身体健全的人冒充残疾人用三轮车搞营运，扰乱了城市交通秩序，有关部门一时难辨真假，为了维护城市形象，干脆取消了参加人三轮车营运。”

邓朴方听后脸色瞬间凝重，他说：“这话很不负责任，有关文件允许部分参加人有条件的搞营运，解决生计问题。怎么能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呢？”

张海迪

说罢，他又语重心长的表示：

“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认识问题、管理问题。作为人民公仆，我们考虑事情一定要周全！参加人是困难群体，任何时候，都要优先考虑他们的利益。”

在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邓朴方也因此赢来很多国际荣誉。

对于这些荣誉，邓朴方非常坦然，他说：“这些荣誉不只是给我个人的，也是对中国残联以及整个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褒奖。”

2008年，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蝉联四届残联主席的邓朴方功成身退，当选中国残联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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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残疾人的各项权利越来越受尊重与保护股配债好不好，邓朴方非常高兴。他相信，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关照，会让他们越来越温暖。